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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分享的這篇文章，是德魯克大師于1995年寫成的，內容主要涉及個人，尤其是將知識運用到工作中的個人，如何才能在一段充滿變化的工作與生活時期保持高效。這些觀點，直至今日對我們每個人的現實生活仍有著極強的指導意義。
2020年開工第一天，讓我們一起來向大師學習吧！
作者：彼得·德魯克 管理學科開創者
來源：華章管理（ID：Guanlidechangshi）
請允許我在這里講一講自己生活的七條經驗，它們教給我如何保持高效，保持成長、變化的能力，變得成熟，卻又不為過去所困。
我不到18歲就讀完了高中，離開了在奧地利維也納的家鄉，到德國漢堡一家棉花出口公司當上了實習生。
我父親不怎么高興。很長時間以來，我們全家干的都是公務員、教授、律師和醫生這類的工作。所以，他希望我能去全職讀大學，但我厭倦了當學生，我想去工作。
為了安撫父親，我在漢堡大學法律系注冊，但我自己并沒有當真。
當時（1927年）在奧地利和德國大學用不著隨時上課，學生只需要教授在登記簿簽名就行了。而得到教授的簽名，不上課也行。只要給教務處的聽差塞上一筆小費，他自然會弄來教授的簽名。
因為大學并沒有晚間的課程，我白天又得上班。所以，在漢堡的一年半，我沒在大學上過一堂課。即便如此，人們仍然認為我是一個很得體的大學生。
現在的人當然覺得這很奇怪，但在從前這算不上什么怪事。我在前面說過，凡是有高中文憑的人，都能順理成章地升入任何一所大學。拿大學學位，也只需每年繳納少許學費，四年過后，參加結業考試就行了。
我的實習生工作極其無聊，學到的知識幾近于無。早上7點半上班，下午4點下班，星期六中午12點下班。所以，我有很多空閑時間。
周末，我常和另外兩個實習生去漢堡美麗的郊外徒步，在對學生免費的青年旅館過夜。每周，我有5天夜里都泡在漢堡著名的城市圖書館。
這里鼓勵大學生多借書，想借多少本就借多少本。有15個月，我不停地讀書，德語、英語和法語書，我全都讀。
威爾第教我不斷奮斗的意義
后來，我每周都去看一次歌劇。當時，漢堡歌劇院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一家歌劇院。
雖然我的實習工資很少，但歌劇對大學生免費，我只要在開演前1小時到場就行了。演出開始前10分鐘，尚未賣出票的廉價座位會免費派發給大學生。
一天晚上，我去聽19世紀意大利偉大作曲家朱塞佩·威爾第的《法斯塔夫》，這是他1893年創作的最后一部歌劇。
這部歌劇如今已經成為威爾第最受歡迎的一部作品，但65年前，它很少上演。歌手和觀眾都認為它太難了，但我卻被它征服。
我在音樂之城維也納長大，受過良好的音樂教育，聽過許多的歌劇，但像這樣的作品卻從未聽過。我永遠忘不了那天晚上《法斯塔夫》給我留下的深刻印象。
我做了一番研究，驚訝地發現，這出充滿歡樂、充滿對生活熱愛、有著難以置信活力的歌劇，竟然是一位80歲的老人創作出來的！
對當時年僅18歲的我來說，80歲是一個難于想象的年紀。當時人們的預期壽命才50歲，哪怕健康人也就能活這么久，80歲真的很難見。
后來，我讀了威爾第的文章。有人問他，像他這樣一位名人、這么大的年紀，又被視為19世紀最重要的歌劇作曲家，為什么還要承擔繁重的工作，創作這樣一出要求極其苛刻的歌劇呢？
“身為音樂家，”威爾第寫道，“我一輩子都在追求完美，可完美總是躲著我。所以，我有責任一次次嘗試下去。”
我永遠忘不了這些話——它們給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。
威爾第，在我那個年紀（18歲）就已經是一位老練的音樂家了。而我當時對自己未來的發展毫無頭緒，只知道自己恐怕當不上成功的棉紡織品出口商了。
18歲那年，我跟所有同齡的青年一樣天真幼稚、不成熟。一直到15年后，我30歲出頭，才真正知道自己擅長什么，屬于哪一個領域。不過我當時打定主意，不管我這輩子會干什么工作，威爾第的話都將是我的指北星。
我還決定，如果我能活到很大的歲數，我也不會放棄，而要繼續前行。與此同時，我還要力求完美，哪怕我很清楚完美永不可及。
菲迪亞斯教我何為完美
大約在同一時期，仍然是我在漢堡當實習生那段時間，我讀到一篇文章，讓我體會到什么才是“完美”。
這是一個關于古希臘最偉大的雕刻家菲迪亞斯的故事。
公元前440年，他接受委托，在雅典的帕臺農神廟的屋頂上修筑雕像，2400年后的今天，這些雕像仍然佇立在那里。如今，它們已經成為西方傳統中公認的偉大雕塑作品。
當時的人也對雕像贊聲一片，可菲迪亞斯把所花費用呈交上去的時候，雅典城邦的會計卻拒絕付款。
“這些雕像，”會計說，“佇立在神廟的屋頂上，而神廟則修在雅典最高的山上。人們只能看到雕像的正面。可你向我們提交的費用卻是全身像，也就是說，連雕像的后背也計了費。但沒人看得到它們的后背。”
“你錯了，”菲迪亞斯反駁說，“天上的神祇看得到。”
我記得，我讀到這篇文章的時候，正是聽完《法斯塔夫》之后不久，它深深觸動了我。我沒能始終對它奉行不渝。我做過許多但愿神祇不會注意到的事，但我知道，人必須力爭完美，哪怕只有“神祇”看得到。
現在，每當人們問我，我認為自己哪本書最好，我總會笑著回答：“下一本。”我沒有半點開玩笑的意思。我的意思與威爾第回答“為追求永遠無法企及的完美，80歲仍在寫歌劇”時一樣。
幾年后，我搬到了法蘭克福，在一家經紀公司實習。之后，紐約股票市場在1929年10月崩盤，經紀公司破產，我則在20歲生日那天，被法蘭克福的一家最大報紙聘為金融和外事撰稿人。
當時，我仍繼續在大學里報名修讀法律，因為在歐洲轉學很容易。當然，我對法律還是沒多大興趣，但一直記著威爾第和菲迪亞斯教給我的功課。記者要寫許多主題的文章，所以，我決定對各學科盡量多做了解，做個稱職的記者。
發展自己的學習方法
我工作的報紙是下午出刊。我們早上6點開始工作，下午2點15分完工，最后一版付印。于是我開始強迫自己下午和晚上學習國際關系和國際法律、社會和法律制度史、世界通史、金融等等。
漸漸地，我發展出一套知識體系，并不斷擴充它。
每隔三四年，我會挑選一門新科目，可能是統計學，可能是中世紀史，可能是藝術或者經濟學。3年的學習絕對不夠掌握一門學科，但可以實現基本的理解。
所以，60多年來，我一直在定期學習新的學科。它不光帶給了我大量的知識儲備，還強迫我打開眼界投入新學科、新方法——我所學習的每一門學科，都建立在不同的理論假設上，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。
報社主編教我回顧和計劃的重要性
這個保持智力活躍、不斷成長的漫長故事里，下一條經驗來自報社主編，他是當時歐洲的一位頂尖新聞記者。
編輯部里都是一些很年輕的人，我22歲就成了3名助理主編之一。究其原因，倒不在于我特別優秀。
事實上，我從未成為一流的日報記者。但1930年前后的歐洲，應該坐在這些位置上的人，即35歲上下的人，所剩無幾，他們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里戰死了。就算是極為重要的職位，也只能由像我這樣的年輕人頂上了。
報社主編當時大約50歲，嘔心瀝血地培養、磨煉這支年輕的記者隊伍。他每個星期都會和每個人討論應完成的工作。每年兩次，一次在新年之后，一次在6月暑假開始之前，我們會花星期六的下午和整個星期天討論過去6個月完成的工作。
主編總會從我們做得很好的事情談起，然后進入到我們努力想要做好的事情；接下來，他會回顧我們做得還不夠努力的事情；最后，他會嚴厲批評我們做得糟糕以及沒能做到的事情。
會議的最后2小時，我們要對未來6個月的工作進行安排：
我們應該集中精力做哪些事情？
哪些事情應該有所改善？
哪些是我們每個人都需要學習的事情？
一個星期后，我們每個人都得向主編提交此后6個月的工作和學習計劃。
我很喜歡這個過程，只不過，離開報社之后我就全忘了。幾乎10年后，已經到了美國，我才回想起來。
當時是20世紀40年代初，我在一家重要教學機構成了資深教授，開始了自己的咨詢實踐，并出版一些作品。這時，我想起了法蘭克福主編教給我的東西。
從那時起，我每年夏天會留出兩個星期回顧自己前一年的工作，先從我做得好但還應該、還能夠做得更好的事情入手，逐漸來到我做得糟糕或是應該做但沒做到的事情。我會確定我咨詢、寫作和教學工作的首要任務分別是什么。
我從來沒能真正完全按照每年8月定好的計劃做，但它強迫我堅持威爾第“哪怕不可企及，仍然力求完美”的信條。
高級合伙人教我成功的條件
幾年后，我學到了另一條經驗。
在新崗位上保持高效的必要條件
1933年，我從德國法蘭克福遷往英國倫敦，起初在一家大型保險公司做證券分析師，一年后加入一家發展迅速的私人銀行，擔任經濟師及3名高級合伙人的執行秘書。其中一位高級合伙人也是公司創始人，70歲左右，其他兩位合伙人30多歲。
起初我只替兩位比較年輕的先生做事，3個多月后，創始人把我叫進辦公室說：“你剛來時我不怎么看好你，現在仍然不怎么看好。但你比我想象中還笨太多了，你真的不該這么笨。”
我一聽這話著實傻了眼，因為兩位年輕的合伙人一直對我贊不絕口。
接著，老先生說：“我明白你在保險公司做證券分析做得很好，但如果我們還想要你做證券分析工作，我們就會讓你留在那兒。你現在是合伙人的執行秘書，可你卻還在繼續做證券分析。要在新崗位上發揮出效力，你現在應該做些什么呢？”
我當時氣壞了，但我仍然意識到老先生說得沒錯。之后我徹底改變了自己的行為方式和工作內容。
從那時起，每當我調到新的工作崗位，我就問自己：要在新的崗位上發揮效力，我現在需要做些什么呢？每一次的答案都不一樣。
現在的我從事企業顧問已經50年了，也曾服務于許多組織。在所有的組織里，我所見的最大的人力資源浪費就是晉升后未能適應。
晉升到了新崗位上的能人，能真正獲得成功的并不多，反而有不少遭遇了徹頭徹尾的失敗。更多的人既不成功也不失敗，而是成了平庸之輩，只有很少人能成功。
為什么突然不稱職了
本來在10年、15年里都稱職勝任的人，怎么突然就變得不稱職了呢？就我所考察的所有案例，原因都出在人們犯了我60年前在倫敦那家銀行里出的錯誤。
他們變得不稱職，不是因為他們自己不稱職，而是因為他們在做錯誤的事情。
成功的條件
多年來，我養成了一個習慣，我總是會問我客戶里那些真正卓有成效的人士（尤其是大型組織里卓有成效的管理者），他們的高效來自何處。
幾乎每一回，他們都告訴我說，他們的成功要歸功于多年前的一位上司，這個人做的事情，就像倫敦那位老先生對我做的一樣：強迫我仔細思考新崗位的要求。
人一旦學會了這一點，就永遠也不會忘記，之后，幾乎毫無例外地能在新崗位上取得成功。
進入新崗位，不需要卓越的知識、才能，只需全力關注新挑戰、新工作、新任務最關鍵的要點。
把事先預料的結果寫下來
1945年前后，我為自己選了一門為期三年的研究課題：歐洲早期現代史，尤其是15和16世紀。
我發現，歐洲有兩家機構在此期間成為了主導勢力：南方天主教的耶穌會和北方新教的加爾文教會，它們均成立于1536年，成功也源于同一種方法。
每當耶穌會教士或加爾文派教士要做重要的事情，比如做出關鍵決策，教會就會把事先預料的結果寫下來；9個月之后，再將實際結果與事先預料的結果相比較。
這立刻就能說明教會什么地方做得好，他的強項是什么。這同時還表明他還需要學習哪些事情，有哪些習慣必須加以改變。最后，這還能說明他有哪些不擅長做、做不好的事情。
50年來，我一直遵循這套方法。
知道自己的強項、知道如何改進，又知道自己在哪些方面力有不逮——這些都是不斷學習的關鍵所在。
熊彼特教我隨世界的改變而改變
說完這一條經驗，我個人發展的故事就說完了。
1949年的圣誕節，我剛開始在紐約大學教授管理課程，我父親從加利福尼亞趕來探望我們。
新年剛過完，我和父親一起去探望他的老朋友，著名經濟學家約瑟夫·熊彼特。
此時我的父親已經退休了，但當時名滿天下的熊彼特，雖然已經66歲但仍在哈佛大學執教，在美國經濟學會的主席職位上也非常活躍。
1902年，我父親是奧地利財政部一名年輕的公務員，但也在大學里執教經濟學。他認識了熊彼特，后者當時才19歲，是最才華橫溢的年輕學生。
這兩個人差別之大，叫人幾乎無法想象：熊彼特精力旺盛、傲慢自負、刻薄傷人；我父親則安靜克制、謙虛禮貌，甚至到了有點自閉的程度。盡管如此，兩人還是很快成了朋友，交情一直很好。
到1949年，熊彼特成了一個非常不同的人。這年他66歲，是他在哈佛執教的最后一年，此時他的名聲達到最高峰。
兩位老人一起度過了美好的時光，回憶往昔歲月。兩人都在奧地利長大，也在那兒開始工作，并最終來到了美國。
冷不丁，我父親笑了起來，問熊彼特：“你還記得從前說起‘自己最希望被人記得是什么人’的事兒嗎？”熊彼特大笑起來，連我都被感染了。
這是熊彼特30來歲時說過的一句名言。當時他已經出版了自己最初的兩部經濟學巨著，正是躊躇滿志之時，于是放出狂言，說自己最希望被人記得是“歐洲漂亮姑娘們最棒的情人，歐洲最了不起的騎士，有可能還是全世界最偉大的經濟學家”。
熊彼特說：“沒錯，這個問題對我仍很重要，只是我現在有不同的答案了。”
他一定看到了我父親臉上吃驚的表情，因為他繼續說：“到我現在這個年紀，已經明白只是被人記得寫過幾本書、提出過一些理論，還遠遠不夠。除非他給別人的生活帶來了不同，要不然，這個人的生活也毫無特別之處。”
我父親去看望熊彼特的原因之一，是聽說熊彼特病得很重，時日無多。在我們拜訪后5天，大師便與世長辭。
我從來沒有忘記那次談話。我從中學到了3件事情——
首先，人必須自問，最希望被人記住的是什么地方。
其次，人應當隨著年紀增長有所改變。不光是變得更成熟，也要隨著世界的改變而改變。
最后，為別人的生活帶去不同，是一件值得被銘記的事情。
我講這個長長的故事，原因很簡單。所有我認識的、長時間保持高效的人，都曾經學到過跟我類似的事情。
身為咨詢顧問，我曾跟許多企業、政府、大學、醫院、博物館合作，在此過程中，每當我與人共事，我總能找出這個人成功的奧妙。對方無一例外都對我講述過類似的故事。
做一些簡單的事情
“人，尤其是從事知識工作的人，該如何保持效力”這個問題的答案是：“做幾件非常簡單的事情就可以了。”
第一件事是擁有威爾第在《法斯塔夫》中賦予我的那種目標或愿景。不停奮斗，意味著人走向成熟，而非老化。
第二件事是，我發現保持效力的人會像菲迪亞斯那樣看待自己的工作：神祇看得見。他們不愿意隨隨便便地完成工作。他們尊重自己工作的完整性。事實上，他們尊重自己。
第三件事是，這些人都有一個共同點：他們在歲月里養成了不斷學習的習慣。
他們或許不像我那樣，在60多年里每隔三四年就學習一門新科目。但他們不斷嘗試。
他們并不滿足于昨天所做的事情。最起碼，他們對自己的要求是：不管做什么，都要做得更好。更多的時候，他們要求自己用不同的方式來做得更好。
保持活力，不斷成長的人還時常回顧自己工作的績效。我發現，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做16世紀耶穌會士和加爾文派教士最初想到的事情。
他們把自己行動和決定的結果記錄下來，將之與自己的期待對比。很快，他們就知道自己的強項是什么，知道自己該怎么改進、調整和學習。
最后，他們知道了自己不擅長做的事情，故此也就知道了該放手讓別人去做的環節。
每當我讓一位卓有成效的人講一講能解釋他們成功的經歷，我總是一遍又一遍地聽說，在他們換了工作、崗位、任務的時候，有位過世很久的老師或上級激勵、教導了他們，要他們徹底思考自己新工作、新崗位、新任務的要求是什么。
而這些要求，跟他們從前從事的工作和任務完全不同。
為自己的發展和定位負責
所有這些做法背后最重要的一點是，個人尤其是從事知識工作、努力保持效率、不斷成長和改變的個人，必須對自己的發展和定位負責。
當今的組織，不管是企業還是政府機構，都建立在這樣的假設之上：組織負責個人的定位，提供個人所需的經驗和挑戰。
據我所知，這方面最合適的例子就是大型企業人事部，或是它所仿效的原型——傳統軍隊的人事部。我知道，傳統人事部門的員工再負責不過了。可我想，他們必須學著改變。他們不能光顧著做決策，更必須成為老師、教練、顧問和參謀。
我深信，知識型員工的個人發展和定位之責，必須由當事人來承擔。每個人都應該負責地捫心自問——
我現在需要什么樣的工作崗位？
我現在有資格從事什么樣的工作？
我現在需要具備什么樣的經驗，掌握什么樣的知識和技能？
當然，這些決策也不能從個人的角度出發來做，還必須根據組織的需求來思考，根據對當事人優勢、能力和技巧的外部整體評價來拿捏。
個人發展的責任必須要成為自我發展的責任；個人定位的責任，必須成為自我定位的責任。如若不然，知識工人不可能在漫長的工作年限中保持高效和生產力，并不斷成長和發展。